朱绍侯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从事研究工作七十年，出版各类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学术生涯之漫长，研究成果之宏富，罕见其匹。用“著作等身”“泽被学林”这两个词联袂形容其成就之巨大与影响之广远，称得上是实至名归。他的系列专著如《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研究》及其增订版等，都是相关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已为学界所熟知。他主编的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是国内影响最大的古代史教材之一。然而鲜有人知道，朱先生学术生涯最后二十多年花费心力甚多、至为牵挂的学术事业，乃是主持校注《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2020年7月，煌煌15册、总字数将近400万字的今注本《宋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朱先生动情地说：“现在今注完成了，我再没有什么牵挂了。”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两年之后的2022年7月23日，朱先生溘然长逝。2022年10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版“绝学回响”栏目刊登了朱先生撰写的《谈谈今注本〈宋书〉》,那是他一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可以说，朱先生学术生涯的晚年时刻心系《今注本二十四史》,今注本《宋书》是他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惟因其晚出，学界对今注本《宋书》的价值及朱先生主持此书情形的了解较为有限。笔者在参与《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事务的过程中，曾有幸聆听朱先生教诲；近来整理编委会存藏档案，发现十余封珍贵信件，尤感今注本《宋书》成书过程之艰巨烦难与朱先生倾注心力之旷日持久。故笔者不揣谫陋，恭疏短引，向为《今注本二十四史》特别是今注本《宋书》做出巨大贡献的朱先生致敬，并为学界全面总结朱先生的道德文章提供一些新材料和新线索。

《今注本二十四史》是国家“十一五”“十四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旨在通过校勘和注释，创造出一整套能够代表当代学术水准、能够为史学研究者及普通读者提供助益的二十四史标准版本。项目规模庞大，卷帙浩繁，全书预计1.4亿字、600余本，海内外5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300多名史学工作者参与其事，被誉为“文化界的三峡工程”。1994年10月8日，《今注本二十四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开笔典礼，由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担任项目总编纂。编委会随即着手为二十四部正史和各史单列志书遴选主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主编承担着选定底本、制订编纂细则、组建项目团队、督促工作进度、审定全稿、撰写前言等任务，既要有厚实的学术根基、较大的学术影响，还要有较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人选是否适配，直接关系到项目最终成果的走向与命运。经过多方考察，编委会有意聘请朱绍侯先生为今注本《宋书》主编，时在1995年初。朱先生也认识到《今注本二十四史》之体大事重，因此，当时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的朱大渭先生受编委会之托打电话邀约时，朱先生慨允而言：“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浩大文化工程，我若能参与其间，与衮衮诸君一起共襄盛举，实在是万分荣幸之事。”

1.广博厚实的学术功力

朱先生治学领域宽广，关注时段悠长，特别重视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来考订古代名物制度，学养深厚，势大力沉，这正是今注工作非常需要的。

就时间维度而言，《宋书》反映的是刘宋一朝的历史，但是往往溢出宋域而上探魏晋，其中所涉大量典故，又多出自两周秦汉，这就需要注释者和审读者具有较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和史学积累。朱绍侯先生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历史研究的溯源性、过程性考察，如李振宏先生所言，“纵观朱绍侯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无论大小问题，他都很重视溯源性研究，且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去研究；并认为，正是这种溯源性和过程性的考察，才便于弄清历史事物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达到对历史事物本质性的认识”。朱先生主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上溯及西周，下延至唐宋，这一特点，有助于更好地解决今注中大量典章制度及典故的注释问题。

就专业维度而言，《宋书》注释以人名、地名、职官制度为主，需要注释者具有宽展多样的研究领域。朱先生善于从人物角度展开历史研究，“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南朝时期，既有对帝王将相的宏观研究，又有对文化名人的专题探讨，学术视野广阔，切入角度独特”。他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略举其要，先秦如叶公沈诸梁、吕不韦;秦汉如李斯,汉元帝与汉成帝、许慎;魏晋南北朝有曹操、竹林七贤、苻坚、刘裕;等等。此外，朱先生曾主编《昏君传》、《中外历史名人传略(中国古代史部分)》、《中原文化大典》之《人物典·人物传》,晚年还筹谋编著一部《魏晋南北朝杰出人物传》。朱先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长期专注于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可以说是具备了做好今注本《宋书》校注工作的第一把钥匙。

朱先生对历史地理，特别是名人地望同样特别关注。如舜帝故里到底在哪里，他考辨认为，古文献中关于舜帝故里的几个地名如姚墟(姚丘)、负夏、历山、河滨、雷泽，均在今河南濮阳县境域之内，郦道元《水经注》误将卫邑的负夏(瑕丘邑)与鲁邑的负瑕(瑕丘县)混为一谈，遗误后世。其《荥阳郑氏县籍开封》一文,则根据《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等正史有关列传，并借助1984年发现的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太昌元年(532年)双面刻字墓志砖等考古资料，叙述了荥阳开封郑氏从汉至隋六百年间的兴旺发达史，证明了荥阳郑氏县籍在开封，且祖坟也在开封。他的诸多关于姓氏文化的研究成果，如《张姓祖根在濮阳》、《赖国地望与赖姓起源》、《刘累、鲁山与刘姓的祖源》、《蔡邕故里探源》、《柳姓始祖柳下惠》,都与地望密切相关。朱先生关注地理与地名的研究，是做好今注本《宋书》校注工作的第二把钥匙。

此外，朱先生长于制度史研究，这是做好今注本《宋书》校注的另外一把钥匙。《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两部踵续之作，集中体现出他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阶级关系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独到研究。《军功爵制试探》《军功爵制研究》《军功爵制考论》《军功爵制研究(增订版)》四部层累推进之作，则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军功爵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并兼涉其他职官制度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安史》,从古代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司法制度、监察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中，分离组合成一个中国古代治安制度，涉及到法律、诉讼、审判、监狱管理、军事编制、政府机构、官制等诸多问题。朱先生谦逊地表示“只是点到而已，不能展开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由此形成的制度史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学术积累，同样为校注今注本《宋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2.丰富的项目组织管理经验

朱先生曾担任过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主持过不少集体编纂项目，如《昏君传》《中国古代治安史》等，特别是主编了《中国古代史》这部享誉全国的教材，项目组织管理经验相当丰富。这些经历和经验使他在主持今注本《宋书》过程中，始终稳扎稳打，从容处变。

朱先生接受今注本《宋书》主编一职后，立即着手物色专家，组建校注团队。他物色团队成员的标准是：注释“本纪”“列传”者，必须是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学有专长的人；注释“志”者，必须是对所涉典志有专门研究者。经过多方联系考察，终于找到八位拥有博士、硕士学位和教授职称的专家，其年龄除一人年过70外，其余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专业、学识、年龄结构均属合理，而且其中四人是他的学生。这个高素质团队的建立，对后来高质量完成《宋书》校注任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足以证明朱先生善于谋篇布局，且慧眼识人。

朱先生在底本选择方面，也显示出独到的经验。他没有采用编委会比较倾向的百衲本《宋书》,而是选择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作为工作底本，理由是中华本对三朝本、监本、毛本、殿本、局本、百衲本等众多版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互校，又通校了《南史》《建康实录》《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通典》等，充分吸收了前人校勘成果，“可以说中华本《宋书》集其他各种版本《宋书》的大成，而且作出了简明的校勘记，并加以标点，给攻读《宋书》的人以前所未有的方便”。

与此同时，朱先生在编委会提供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总则》基础上，制定了《今注本〈宋书〉编纂细则》,作为校注工作的纲纪。在动手注释之前，他组织团队成员认真阅读《总则》和《细则》,明确要领，吃透精神，力求使成于众手的校注成果尽可能整齐，减轻将来统稿时的麻烦。在此基础上，朱先生首先写出一篇今注本《宋书》样稿，提交编委会审定；又要求每位成员也写一篇样稿，交主编审阅。编委会审定意见返回之后，大家比照自己的校稿，进一步统一了认识，随即按照分工，展开校注工作。

作为主编的朱先生带队有方，三军用命，今注本《宋书》校勘、注释进展顺利。2007年12月，王大良先生承担的校注任务修改完毕，朱先生审核一遍之后，于12日寄给编委会审查，并在信中说：“到此为止，今注《宋书》的‘本纪’和‘列传’已全部交齐。我建议编委会和出版社，对已完成的书稿可先行发排，并作编辑和校对工作，等《礼志》完稿后，很快可以出书了。”这样的速度和成效，与主编朱先生杰出的项目组织能力有直接关系。

现在回过头来看，朱绍侯先生确实是今注本《宋书》主编的不二人选。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和笃诚豁达的人格魅力，广博厚实的学术功力，丰富的项目组织管理经验，都是他胜任主编一职的因素。

南朝四国，以刘宋最为强盛。南朝四书，又以《宋书》价值最高。言其价值最高，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规模上讲，《宋书》部头最大，卷次最多，内容最为丰富。中华书局点校本南朝四书总共16册，《宋书》即有8册，占到一半。今注本南朝四书总共34册，《宋书》15册，接近一半。其二，从体例上讲，南朝四书里只有《宋书》和《南齐书》有志，《梁书 》《陈书》及《南史》皆有纪传而无志；《南齐书》8志仅11卷，远逊于《宋书》8志30卷的规模。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书志》中所谓“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即强调《宋书》的重要性。朱绍侯先生认为《宋书》在南朝四书中属于上乘之作，“虽不能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但相比《后汉书》《三国志》并不逊色”。通过今人的校勘和注释，让更多人读懂这部南朝第一史书，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关于今注本《宋书》的学术价值，朱绍侯先生在与龚留柱先生合撰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的学术价值》一文中已有详细阐述。在笔者看来，今注本的开创性、权威性以及“前言”中反映出的朱绍侯先生的史学观念，同样值得关注。

1.全面注释《宋书》的开创性

沈约《宋书》成书以来，校勘者有之，如中华书局点校本；补志表者有之，如清人万斯同《宋诸王世表》,郝懿行《补宋书食货志》;考订者有之，如孙虨《宋书考论》;白话译者亦有之，如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书》,但一直没有通篇注释之作。今注本《宋书》从治史者角度出发，把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职官、典故以及所有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有关制度、习俗及疑难字句，全部予以注释；再加上纠谬勘误，即把书中存在的失误之处全部以注释的形式订正过来，以期实现释疑解惑、疏通史实的目的。如朱绍侯先生所言，通过校注，“让对《宋书》有兴趣的当代人，在阅读了今注后，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宋书》的内容，把握刘宋王朝的时代大势和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讲，今注本《宋书》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具有开创性的正史文献整理著作。

今注本《宋书》的开创性，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卜宪群研究员在2020年10月15日《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出版座谈会上就说：“《宋书》是二十四部正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虽然刘宋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这部书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过去没有做过注释，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来说，阅读起来并不容易。现在重新校勘，并由史学专家对人名、地名、职官、典故等加以专业的注释，我想这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从这个角度来说，《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是一部创新性的学术作品，具有首创之功，非常值得肯定。”他还说：“我本人硕士阶段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学习，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如果那时候有这样一本今注本《宋书》,读书就会方便得多，也会对我们的成长更加有利。”

对于今注本《宋书》的开创性，朱先生本人并不讳言，但是他仍然非常谦逊地表示，今注本《宋书》的开创，是在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基础上的开创。

2.史家注释《宋书》的权威性

所谓史家注史，强调校注者从史家的角度出发，在校勘和注释过程中注意版本的改误纠谬，史实的正义疏通，史料的补充增益，而不是像传统文献家注释古文那样更多地关注字形、音义、音韵演变。今注本《宋书》把注释重点放在人名、地名、职官、典故、制度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史家注史特色。我们在此说今注本《宋书》在注释方面的权威性，并非说它所有的注释都是准确无误的，代表权威或主流观点，只是说从整体上来看，它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宋书》最好的注释本。在2020年10月15日《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出版座谈会上，河南大学李振宏教授就说，今注本《宋书》主编朱先生学术态度严谨，校注团队人员齐整，基础雄厚，基于对主编团队的信任，这套书应该是当代文献整理点校注疏类《宋书》中最可信赖的读本，将来应该在学术界大力宣传推广。卜宪群研究员也指出，今注本《宋书》作者团队当中的各位先生，比如龚留柱、程有为、胡阿祥、陈长琦、陈久金等，都是在各自研究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由朱先生领衔挂帅，由多位史学名家合力鼎成的这部皇皇巨著，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读者考验，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藏之名山之作。

对于今注本《宋书》的质量评判，朱先生一如既往地谦虚审慎。他说，“我们不敢认为这是最好的注释本《宋书》。我们知道挑剔别人的错误容易，而自己不出错误实难。以我们的浅陋学识，从事这样一种难度较大的开创性工作，又因我们是多人共注一部书，尽管有主编统一把关，其失误之处，甚至互相矛盾之处，在所难免”。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今注本二十四史首批出版上市的七史之一，今注本《宋书》出版当年即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20年度重大成果”。这个奖项可以视作对其质量和价值的肯定。

3.“前言”中的史学观念

按照《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总则》规定，今注各史皆设具有导读性质的“前言”。朱绍侯先生撰写的今注本《宋书》“前言”,开篇先介绍刘宋一朝的大势，接着从“《宋书》作者沈约的身世”“《宋书》成书历程”“对《宋书》的简介和评价”“今注《宋书》的工作”等四个方面续次展开，既是全书导序，又是目前所见关于《宋书》较为全面、至为深刻的研究作品之一。与此同时，它还因反映朱绍侯先生的史学观念而闪耀着思想的火花。

朱先生治学注重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尽可能占有更多的史料；只有占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史料，才能从不同的维度解读历史，从而得到更为科学的研究结果。朱先生对史料的重视，在今注本《宋书》“前言”中亦有体现。《宋书》的作者沈约是一位才华横溢、造诣高深的文史学家，以“该悉旧章，博物洽闻”著称。他在《宋书》中收录了大量当时名家的奏议、书札和诗文，如郑鲜之、徐羡之的奏议，颜延之、谢灵运的诗赋，刘勔、王微之的书札，还收录了一些朝廷决策的会议记录，如讨论符伍制度和铸钱政策等会议上各方的不同意见；甚至还收录了南北使臣之间的言辞交锋，如刘宋张畅与北魏李孝伯的外交对话；等等。后世有人因此讥讽沈约及其《宋书》失于繁杂。朱先生却认为，南朝刘宋六七十年的历史资料，主要依靠沈约编撰的《宋书》得以保存至今，沈书之不厌其繁，反而体现了其善于保存史料的优长之处。正由于此，后人才可以从中直观地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既真实又详尽的细节，才使得后人对于社会历史的全面研究和把握有可靠的抓手。

有学者指出，朱绍侯先生“是实证史学研究中实践唯物史观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典范”。朱先生的这个治学特点，在今注本《宋书》中也有体现。《宋书》中设有《索虏传》,记录了与刘宋对垒的北魏政权的历史。现代学者对传名“索虏”多有非议，认为这是沈约大汉族主义的体现。朱先生指出，“其实当时北方人称南人为‘岛夷’,南方人称北人为‘索虏’,这种双方间的互相蔑称，的确反映出一种狭隘的敌忾情绪。但在当时如不这样称呼，就涉及对敌国的政治态度问题，所以只要是南朝人写《宋书》,北朝人写《魏书》,都避免不了‘索虏’‘岛夷’这类蔑称。对此应有历史主义的认识，既批判其狭隘性，又承认其不可避免性。”这个表述，与他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等论著中的史学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委员会的资深委员，朱绍侯先生带领他的团队，高质量地完成了今注本《宋书》的校注工作并将之率先出版，为今注本后续诸史的编纂出版起到了引领作用。然而朱先生对《今注本二十四史》项目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他是“史家注史”原则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始终支持《今注本二十四史》各项工作，并与编委会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1.“史家注史”原则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史家注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其有别于其他史注著作的重要标志。实际上，最初的《编纂总则》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规定，直到1998年6月《今注本二十四史》第三次编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史家注史”才得到普遍认可，并成为今注本的一个基本原则。围绕此次会议形成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工作会议意见综述》,刊登在同年7月7日编印的第11期《工作通讯》中，其中指出，“史家注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本书有别于其他史注著作的重要标志。各史(志)主编在编纂过程中，必须完整贯彻这一原则。史家注史的重点在于注者应运用史学工作者特有的专业知识辨正史实、纠缪正误”。作为一名编纂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是最早倡导“史家注史”的主编之一。就在那次会议上，他同与会同行们认真交流了贯彻“史家注史”原则的经验和体会，从此成为“史家注史”原则的忠实践行者。

朱先生在主持《宋书》校注的过程中，始终注意贯彻“史家注史”的原则。他认为，《编纂总则》对“史家注史”的解释和界定十分重要，“明确了史家注史的范围和要点，但这毕竟还是原则性的解说，如何贯彻、落实‘史家注史’的原则，还要由注释者在具体工作中才能体现出来”。随着校注工作的逐渐展开，朱先生对“史家注史”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他发现，官名、地名、人名固然是“史家注史”的标准范围，但是仅仅对这“三把钥匙”进行注释，往往还不能达到“疏通史实”“辨正史实”的目的。为达此目的，在必要的时候就得从注字、注词升级到注句。因此，今注本《宋书》特别注意注句的重要性，注句成为该书的一个鲜明特色。这是朱先生对“史家注史”的一个突出贡献。

《今注本二十四史》各史主编学识不一，对“史家注史”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朱先生经常在会议讨论时或者审稿意见中，提醒编委会和相关作者重视“史家注史”原则。从已经出版的今注本18部史书来看，“史家注史”原则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并且成为今注本明显区别于其他整理本的一个特色。这与朱先生对这一原则的恪守、推动，是分不开的。

2.编委会各项工作坚定的支持者

朱绍侯先生在1995年加入《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会时，年届古稀，但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参与编委会的各项工作。1995年6月17日，他出席在广东佛山召开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参与《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总则(草案)》的讨论。1998年6月18—21日，他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第三次编纂工作会议，介绍今注本《宋书》的工作进度，并与其他各史主编就校注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由于过度劳累，朱先生在会上突发心脏病，经过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2000年4月15—17日，《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先生与《史记》《金史》《晋书》《梁书》《新(旧)五代史》《三国志》等进展情况良好的各史主编及特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先生、北京大学祝总斌先生等出席，参与讨论制定《今注本二十四史审稿细则》。2006年11月底，朱先生携夫人亲往成都，出席《今注本二十四史》第四次主编会议。

《今注本二十四史》内容烦杂，头绪繁多，加之持续时间过长，编纂总则中规定的一些内容，数次摇摆变动。比如如何处理正文和注文中的异体字，就出现过“前令后改”的情形。《宋书》校注者不得不在原稿上反复修改，朱先生同样苦不堪言。他在2007年3月1日致编委会的信中说：“改来改去，使印页版面五花八门，混乱不堪，已经无处下笔。”但他同时又补充道：“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领导的决定。凡是领导决定的事，我会遵照执行。但我有个建议，除了作者按规定改正字体外，将来出版社校对时，应专有一稿改正字体和标点符号，因为这毕竟是技术性问题，作者的精力主要应放在注释方面，把精力放在技术性问题上，会影响注释的质量和水平。”朱先生总是以超乎常人的耐心和定力，着眼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消极抱怨。

朱先生多次参与今注本审稿，总是尽心尽力完成任务。2006年10月，编委会聘请他为评审专家，对已经成稿的今注本《三国志》和今注本《梁书》进行评审。他在给今注本《三国志》的评审意见中写道：“从我已阅读过的六卷今注本《三国志》来看，执笔人已充分吸收了前人对《三国志》注释和对三国史研究的已有成果，对《三国志》进行了全新的注释，其水平从质和量两方面都超过了中华书局校勘本《三国志》,同时从某种程度讲也超过了卢弼的《三国志集释》。当然在今注本《三国志》的注释中也有少许应注未注和注文有可商榷之处，但所占比例极少，而且也是所有注释者难以避免的问题。”关于今注本《梁书》,他说：“前人对《梁书》的注释成果不多，可供参考的梁史研究论著也较少，这就给‘今注’造成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据我已阅读过的今注本《梁书》八篇注释文，其水平已超过了中华书局校勘本《梁书》。今注本《梁书》注文精炼，对原文校勘正确，对典章制度、历史事件注释得比较清楚。但也有少许应注未注之处，希望有所补充，以期臻于完善。”从两份评审意见书可以看得出来，对于书稿的优点和作者的努力，朱先生向来都是不吝表扬和鼓励的，体现出金针度人的“菩萨心肠”。但是朱先生并不是那种不讲原则的“老好人”,每次审稿，他都是专家们中最细致、最认真的那一位，附在评审意见表后面的审读记录单，动辄十几页，往往是最长的一份。

朱先生对《今注本二十四史工作通讯》非常重视。《工作通讯》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会主办的内部交流性质的专刊，承载着传达指示、报道进展、发布编纂文件、交流编纂经验等功能。每次向朱先生请稿，他总是有求必应。2007年上半年，编委会向进展情况较好的几史主编约稿，希望他们能总结一下本史工作经验，对其他各史有所激励、启发，结果只有朱先生如期交稿，这就是刊发在《工作通讯》第32期上的《今注本〈宋书〉工作回顾》。这篇文章从“注释前的准备工作”“如何落实‘史家注史’和‘史家校史’的问题”“对中华本校勘记的处理问题”“几点教训”等四个方面，对今注本《宋书》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做了精到的总结，对后进各史具有非常好的启发意义。后来才知道，当初朱先生并不情愿供稿。他在当年8月13日致执行总编纂赖长扬先生的信里说：“前两个月《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会有位青年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份今注本《宋书》的工作总结。我知道这个总结很难写，因事隔十年，有些事情已经淡忘，而且各个史书情况不同，我们的做法不一定适合其他史书，所以我不想写。但那位青年一再解释，让我写，我就答应了。这就是我写《回顾》的缘由。现寄上，请指正。你认为有点价值就发表，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就不发表。我的意见是最好不发表，以免有所误导。”朱先生信中所说的那个“青年人”,名叫赵凯。那时想法简单，完全没有想到约稿会给朱先生带来这么大的困扰。更令人感动的是，即便是心中不情愿，即便是面对一个执拗近乎失礼的青年人，朱先生还是不忍回绝，拨冗撰稿。朱先生就是以这样的善良和温厚，融化自己，成全他人。

每一期的《工作通讯》,朱先生都会细读。《通讯》第35期(2008年10月12日)刊载了陈久金、苏木先生合著的《今注本〈宋书〉卷十一〈律历上〉节选》,意在展示今注本诸志图文辅成的特点。一个月之后，编委会收到朱先生的来信，说《律历上》节选写得很好，可谓图文并茂，很有水平。他同时指出其中的一处错误，即注文说 “虎纹石磬”是大理石制作的，“这是不对的，大理石不能作磬，因为它敲不出声音，只有磬石才能作石磬，磬石产于安徽灵璧”。朱先生做人做事做学问，向来一丝不苟。2007年12月编印的《工作通讯》第33期刊发了《今注本〈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节选》,作为今注本范文提供给各史团队参阅。《通讯》发出不久，朱先生将该文重新审核一遍，发现有一处补注和三处失误，赶紧改过来，将新稿寄给编委会。

朱先生对《今注本二十四史》的支持，还体现在今注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他的学生陈长琦先生(华南师范大学)、程有为先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龚留柱先生(河南大学)、王大良先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都是今注本《宋书》团队核心成员，分别承担了18卷、11卷、12卷、12卷，加上朱先生本人负责的19卷，师徒五人总共承担了72卷，几乎占到总卷数的四分之三。陈长琦先生还是今注本《北齐书》和《周书》的主编。陈长琦先生的学生周群(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今注本《南史》主编之一，另一个学生李正君(安庆师范大学)则是今注本《南史》团队核心成员。师徒三代共襄今注事业，薪火相承，令人感佩。

3.与《今注本二十四史》共克时艰

《今注本二十四史》体大事重，校注队伍庞大，工作内容繁复，又时或为经费拮据所困。作为业务领导部门的编委会，特别是两位执行总编纂赖长扬先生和孙晓先生，承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朱绍侯先生向来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他说，“凡是编委会决定的事，我们一定遵照执行”(2007年3月11日致赖长扬信)。

2006年成都会议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那次会议之后，各史项目组迅速投入到校注工作中。但是由于后续经费不济，校注、出版工作均受到影响，无论是各史项目组、编委会还是出版社，都备受煎熬。今注本《宋书》初稿完成之后，历经两次修订，迟迟未能出版。作为全书主编的朱先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11年年初，出版社再次将书稿退回，并且要求作者重新校订。退返的理由很简单：抽查部分仍然存在校注未安之处。这已经是今注本《宋书》书稿第三次被退返修订了。在项目组成员耐心、信心销蚀殆尽的时刻，朱先生仍然保持了一位集体项目组织者超迈群伦的格局和定力。

朱先生从事教学、研究和出版工作多年，深知古籍整理如同秋风扫落叶，错讹之处不可能一下子扫除干净；对于《今注本二十四史》这种工作内容复杂且成于众手的古籍整理作品来说，更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认为，如果今注本《宋书》书稿的错误率保持在与这个项目相匹配的容错范围之内，出版社就应该将之导入编辑程序；如果错误率超出范围，出版社也应该在统览全稿的基础上提出明确的、有助于使书稿臻于完善的具体修订意见来。如今出版社仅抽查两卷就要求全书一百卷的各卷作者自查自改，这样的处理方式似乎过于草率，无助于切实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2011年4月27日致编委会的信中坦陈己见：“今注本《宋书》现在已是第三次校订，这次只抽查二卷就全部退回，我认为不太合适，在别人没有提出具体意见的情况下，让作者本人校订是很难发现问题的，因此作者改动不会很大，将来编辑发现新问题，还需要改动，不如让编辑先审读(可不发排),提出意见后再由作者改动，可一遍净。”说归说，做归做，他担心出版社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因此仍然遵照编委会的要求，拟定了《对校订今注本〈宋书〉的几点意见》,再次对修订工作做出细致安排。

其实，包括今注本《宋书》在内的几部书稿没有及时纳入出版进程，固然与书稿质量有待改进有关，出版经费困窘也是无法回避又不足与外人道的因素。出版工作经验丰富的朱先生，对此不会浑然不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之所以拖了这么多年，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但这种情况一般作者并不清楚，又不能大肆宣扬，因为那样就会散了人心，以致覆水难收。”“今注本《宋书》交稿之后，编委会审读后退回，要求进一步修改；之后是第二次、第三次的修改，好像没完没了了。三稿之后，似乎一切都陷入了可怕的沉寂停滞之中，犹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又等了几年，朱先生也实在是沉不住气了，他想，如果编委会不能出版，他就自己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直接打电话给编委会，赖长扬先生耐心解释说，《今注本二十四史》是一个整体，如果《宋书》单独出版，就会影响到整套书的出版计划。他婉劝朱先生再耐心等一等，《今注本二十四史》一定是要出版的。朱先生向来以大局为重，他听从了赖先生的建议，重新把精力投入到《宋书》书稿校订之中。2017年，编委会与朱先生重新签订今注本《宋书》委托合同书，最终明确了出版时间。朱先生遂再次修订书稿，他在2017年12月致编委会的信中说，“这次审核，我们把注意力还是放在注文方面，因为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删除一些不恰当的注文，也改写、增补了一些注文。总的来说，注文的水平有所提高，而符合‘史家注史’的基本要求，当然还会有错误之处，这是我们现在水平不能避免的。”2020年7月，今注本《宋书》作为《今注本二十四史》首批七种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朱先生是个重情义的人，凡事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2018年，赖长扬先生去世，朱先生在缅怀文章中说：“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不该打这个电话。其实在当时，长扬君比谁都更急于让《今注本二十四史》早日出版。他拖着病躯四处奔走，筹划出版经费，以期早日完成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长扬君及其各位同仁如何四处奔波，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只能是甘苦自知，难以为外人所道也。”

朱先生曾说，“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绝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一定要立足于当今时代，回应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历史研究的课题和内容一定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现实需要的发展而发展，是一定会与时俱进的……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将不断地向外传播”。当今时代给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二十四史”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大的文献载体和最丰盛的思想宝库，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从“二十四史”成书到现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生活、语言习惯、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传统的文献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的需要，急需进行现代形式的整理和改造。《今注本二十四史》就是这样一个整理和改造“二十四史”,实现“二十四史”现代化的大型文化项目。它通过庞大而系统的校注工作，为今人阅读和理解古史扫除障碍，架起沟通古今的桥梁，促进“二十四史”在现代社会的流通和传播，助力正史各项功能的发挥。朱绍侯先生在自己学术生涯后期毅然抉择编纂今注本《宋书》并为之呕沥奔走，生动体现出一代史学大家对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庄严使命感和对民族、对国家的崇高责任感。朱先生倡导、践行和推动的“史家注史”原则，也将通过《今注本二十四史》,成为新时期正史文献整理研究的突出标志。

赵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成员

孙晓，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成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第12期，注释从略。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