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理论版“大家手笔”栏目刊登我校朱绍侯教授文章：《历史研究的使命》。文章指出：“习近平同志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的相关论述深刻揭示了历史研究的使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朱绍侯教授结合自身实际——“我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经常有新生问：‘学历史有什么用？’可见，有必要认真思索和回答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总结了历史研究的三大使命。现将朱绍侯教授文章全文转载如下：

习近平同志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这深刻揭示了历史研究的使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在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经常有新生问：“学历史有什么用？”可见，有必要认真思索和回答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

历史研究的使命之一是资治。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最典型的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这部书上起周烈王五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记录了1362年的历史。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以供当政者治理国家参考。其内容不限于政治，在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有参考价值。其实，从《春秋》到“二十四史”都具有资治功能。资治也不限于大部头著作，一篇论文、几句铭文都能起到资治作用。

历史研究的使命之二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提起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国人都会很自豪。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有五千年连续不断文化传统的只有中国一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必须研究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国历史。中国文献古籍浩如烟海，所记内容既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都是中华各族人民集体创造的结晶，许多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仍有重要意义。例如，儒家以民为本的伦理文化和仁政文化，不仅对中国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文化，“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文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文化等，都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和素质。历史研究可以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代替的。

历史研究的使命之三是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多半是就事论事，不重视或不太重视历史演变的前因后果，更不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历史学家才重视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可以说，只有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历史研究才能真正给人们带来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这也是历史研究必须承担的使命。中国历史学家除了探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还要探寻中国人民在经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事实上就是在探讨历史规律问题。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探讨会增强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

当然，以上所谈的关于历史研究的使命都属于统摄全局的宏观思考，而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必须立足于扎实的微观研究。例如，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和对字义、辞义的辨析等，看似很小的问题，但绝不可轻视，因为根据伪书和曲解的字义、辞义来研究历史，其结论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通过扎实的微观研究来确保历史的真实性，才能完成历史研究的使命。

朱绍侯 《人民日报》（2016年05月31日07版 作者为河南大学教授）

朱绍侯， 辽宁新民人，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历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199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军功爵制研究》、《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与阶级关系》等五种专著和两本论文集。主编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中国古代宰相传略》等8部教材和史学著作，讲授有《秦汉军功爵制研究》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