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5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及《史学月刊》编辑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了“清末省制新政到中共省委制建构的历史与逻辑——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社会变迁·治道开新·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开幕式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翁有为教授主持，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宝明教授致辞，他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强调省制之于国家统一、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由此肯定了此次会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次学术研讨会内容十分丰富，紧紧围绕着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省制变革问题展开。
晚清省权扩张与央地关系失衡，加速了清末的统治危机和清朝的灭亡，其治理教训值得警惕。清廷在清末为巩固统治地位，仿效西制进行省制改革，却导致其央地矛盾上升，反而走向了历史的反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研究员、暨南大学刘增合教授等学者通过对晚清督抚与中央权力关系消长等方面的研究，从不同历史面相揭示了晚清以来央地关系失衡情势下，省级权力结构改制遭遇的困境及冲突，是清统治在辛亥革命打击下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通过英国和中国近代治理体系的比较研究表示，中外国情政情差异很大，清末省制新政和地方自治照搬西方模式，制度改革及其实践并不成功，教训深刻。
北洋时期省区地方主义与军阀政治兴起，国内纷争，南北分裂，社会发展与民生深受其害，殷鉴可训。民国建立后，随辛亥革命而起的地方军阀据地自雄，加深了北洋政府时期“军权独大”的政治底色。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李怀印教授从各省区地方财政收入概况的对比入手，认为北洋时期地方军阀，自为体系，凭借省区财政在各自地盘上进行政权建设，制度建设的集中化程度决定了其在竞争中的成败，展示了各地独立状态下的财政与军事治理不是长治之道，而是治乱之因，而后依靠统一两广的南方革命政府北伐来解决这一问题。其他学者从军民分治与废督、“省人治省”自治运动等方面进行研究，展现了军阀当政背景下其政治革新、制度改革及民政治理的失序与无效，甚至益增纷扰，也显示了最后时局之解决只有走向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之路。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央、地博弈与省权配置失调，治理内耗，腐败专横，大失民心，足资深思。国民党结束了北洋时期军阀割据的乱象，但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未能解决长期存在的央地矛盾，地方实力派控制军权，派系影响政治，上下治理失调。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南开大学贺江枫教授等学者从“央地关系”的角度出发，以有重要影响的政军人物和省制变革及国家治理的关系为题进行研究，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央地斗争的复杂性、矛盾性与多样性。其他学者分别从地方参议会选举、边疆区域管理、县政建设与地方司法独立等方面进行探究，从不同维度呈现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制兼具分离主义与制度位序回归的两面性，但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从清末到北洋的弊政，陷于利益之争、派系之争和地缘之争的窠臼无法自拔，腐败专横，漠视民生，失去民心，是国民党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共新民主主义政权构建的新省制，解决了晚清、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制异化的弊端，是治道之开新，为中共革命的胜利和民族复兴的逐步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验值得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战争环境中建构起来的新型省制，解决了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时期省权过大、央地关系失衡导致省制异化的问题，实现了中国省制常规功能与位序的复归与提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金民卿研究员与中共中央党校张太原教授均提出中共民主集中制的权力运作机制，解决了“政权为谁服务”的问题，明确了党、政、军三方的关系，是构建新型国家制度的基础。北京大学黄道炫教授与河南大学翁有为教授认为中共特有的地方组织形式与运作机制，建构并理顺了中央与省区、省区与基层的治理网络，推动了中共革命的持续进行。南开大学李金铮等学者从中共根据地区域经济互动、省级组织制度建设、地方干部的培养与运用等方面进行研究，从多重视角揭示中共政权建设与赢得政权的内在逻辑。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阅读上下两册厚重会议论文集后深感“论文质量整体堪称上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在会议闭幕总结时表示，会议呈现了“高水平学者参与、高质量论文参会、高标准会议讨论”，彰显了此次会议举办的成功。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供稿）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