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上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建标应邀在历史文化学院做题为《权力、媒介与情感：五四运动中的朝野联动机制》的线上讲座。本场讲座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史学月刊》编辑部副主任赵广军主持，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名师学人讲坛2022年第33讲暨庆祝建校11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讲座伊始，马建标通过一份非常珍贵的5月4日当日由北京集会学生呈递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请愿书史料，从情感视角切入了当时的历史。马建标指出，1919年的上海南北议和与巴黎和会遥相呼应，在内政外交上双重刺激了国民情绪，引燃了以学生为代表“新国民”群体的怒火爆发。“火烧赵家楼”事件是新国民群体对国家高度忠诚的表现，表达了五四时期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强烈抗议。一战结束后，“威尔逊主义”所倡导的世界和平潮流运动对中国时局产生了影响，不仅是读书人，广大市民、商人都因“威尔逊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对巴黎和会怀抱盲目的“乐观期待”，催生了新国民朴素的爱国情感。而在北京政府内部，以段祺瑞为代表的武人派和以徐世昌为代表的文治派对于中国统一的路径产生分歧，二者对于北京最高中央的权力话语权之争影响了当时媒介报道的偏向。马建标认为，在梁启超研究系等控制的《晨报》《时事新报》主流媒介中，关注国权、忽视民生的报道反映了其重组政府的政治诉求，对民主和正义的宣告则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制造了情感氛围。马建标表示，梁启超和他的研究系深度地参与了五四时期的权力之争、媒介引导与国人情感的塑造，并作为五四青年的“情感教父”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讲座最后，马建标认为能够在时代演变的进程中，将中国置于一战后全球性空间地位中探讨中国的民族表达，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脉络和道路选择。

本场讲座旨在从权力、媒介与情感的互动视角中透视五四的复杂面相，在宏大叙事中构建出前五四的衍生逻辑，结合历史语义学对“国民”一词的演进加以梳理。讲座内容丰富，视角新颖，对于与会者提出的诸如“五四参与者的反思”“五四学生的家国取舍”“五四中国的国民塑造与日本的同异”等问题马教授都热诚予以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