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河南大学历史学科将迎来百年华诞，为追述百年历程，讲好历史故事，抒发母系情怀，传递校友心声，特举办“我的河大历史情缘”主题征文活动，来稿请发至邮箱lishidangban@126.com，邮件主题注明“我的河大历史情缘”，并附200字左右个人简介。欢迎海内外师生、校友及长期关心支持学院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踊跃参与，不吝赐稿！
明年河南大学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华诞，学校档案馆发起了访谈老年教师的活动，希望利用数字技术手段，为校史留下一批珍贵的影音资料。借这个机会，我有幸与林加坤先生进行了一次没有任何约束的访谈。恰逢历史系也在筹办建系庆典活动，征集纪念性文章，于是粗粗整理出这段文字，与师友分享。
1975年，我入读河南大学历史系时，“文革”已近尾声，学校的政治活动逐渐减少，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始回归正轨，一批学养深厚的教师重登讲台，同学们有幸在内乱余波之中坐下来学习专业知识。那时为我们授课的有孙作云、黄元起、毛建予、张绍良等老辈学者，还有朱绍侯、胡思庸、韩承文、郭人民、魏千志等中坚学人。
林先生是我们第一学年的任课教师，讲授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研读等课程。后来我毕业留校任教，与林先生有了长期的工作交往，可对他的家庭和生平知之不多。我心目中，林先生就是一位温文尔雅、纯正透明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次访谈，我不仅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也更增添了对先生的敬意。
作者（左）与林加坤先生和林先生的女儿
林先生是福建仙游人，1924年7月出生。今年已九十七岁高龄，而精神健旺，目光炯炯，谈起话来思维敏捷，逻辑清晰。
话题由儿时的家庭境况引入。林先生对自己的母亲，深怀殷殷思念之情。他说，母亲本来出身在富裕家庭，却是小姐身子丫头命，因为重男轻女的旧俗，一出生就被送给了一户以务农为生的城市贫民家庭。先生七岁时父亲过世，母亲那年才二十五岁，之后一直靠做手工活抚养他们兄妹三人，生活十分清苦。
林先生说，那时候自己很想读书，并不是有什么大的抱负，更没有服务社会的思想，只是认为读书是一条谋生之路，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他先后在仙游简易师范学校读书四年、仙游普通师范学校读书两年，毕业后在仙游县中山镇中心小学担任校长。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不少青年赴台谋生。林先生毅然辞去教职，经叔父介绍随一位同乡来到台北。先是在某机关谋差，后又相继参与新台湾出版社、成功出版社的业务，并担任经理，出版《新学生》《新儿童》杂志，曾刊登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文章。台湾“二二八”事件后，杂志停办，林先生转而继续求学，1947年8月考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
在台师大学习期间，他阅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解放区传过来的进步书刊，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48年台湾掀起“反饥饿”“反迫害”的“四六”爱国学生运动，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一度包围台北警察总局，当局以清查共产党人为由拘捕一百多名学生。林先生因为是学生自治会成员，被拘捕两个星期，后获保释。彼时学校已经停课，要求学生重新登记，台师大“整顿学风委员会”以“甄审不予合格”为由，将林先生等骨干学生除名。学业中断，生活困顿，先生遂与几位同学相约经基隆返回福建。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际遇，林先生通过叔父的关系进入了仙游游击区，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正式开启了人生的革命之旅。新中国建立后，短时担任乡政府秘书，参加过征粮支前工作。而他始终没有放弃读大学的想法，听说当年参加台湾学生运动返回大陆的学生中有人上了大学，于是他在亲友的资助下来到北京。1950年初，经教育部介绍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习。
入校之后，林先生一方面学习专业知识，一方面积极参加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以擅写通讯报道而在同学中知名。文学院学生会改选时，他被推选为宣传部长，后来又被推选为院学生会主席。入学一年时，林先生正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可惜未能如愿。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仍然努力上进，充满青春活力。
1951年，林先生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不久又当选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会议时学习了刘少奇的报告，他把感想和体会写成《一课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发表在《中国青年》上。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两次有意义的活动，一次是到先农坛，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一次是到中南海，旁听周总理对高等学校教师的报告。从此眼界开阔，社会活动日多。
当年年底，林先生被选派参加“土改”工作，任中南区第十三土改工作团秘书长。在江西于都，他与当地干部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真正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那时山区没有蔬菜，只吃辣椒，他也由此养成爱吃辣椒的习惯。“土改”半年，思想和生活都经受了锻炼。
1952年夏，返回北师大参加毕业分配。林先生回忆说，他在当年的毕业志愿栏中只写了四个字：“服从分配”，表示祖国哪里需要去哪里。当时国家新建平原省，北京八大学院的学生四十多人，一起乘坐首都青年支援新建省的专车，来到平原省省会新乡。分配到大学的只有三个人，两个北师大的，一个北大的，其他人都去了中学。林先生被分配到平原师范学院（今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从此开始了大学教师的生涯。这一年，他二十八岁。
投身新中国的高教事业，是林先生多年的向往。他业务努力，工作积极，活动能力强，虽然不是党员，却被安排做政治辅导员，担任班主任。因为表现突出，一次提工资连升两级，他也从那时开始给母亲寄钱。1955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先生随历史学科调整到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历史系。
林先生说，开封是锻炼知识分子最好的地方，现在的年轻人遇不到这样的机会。这显然是指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政治风雨。
那时“肃反”运动已经开始。在政治至上的年代，台湾的那段经历让林先生遭到无端的怀疑，思想备受煎熬。他说，没有经历过“肃反”的人，不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痛楚。当时或集中审查，或背后审查，审查完再到外地调查。林先生问心无愧，主动向组织提供一百多条线索，希望澄清问题，证明自身的清白。
接着是“整风反右”、“大鸣大放”，鼓励大家发表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林先生受到“特别关照”，允许单独把自己的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后来知道是要“引蛇出洞”抓“牛鬼蛇神”的。当时部分资历较深的中老年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他的资历尚浅，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经受了一次“考验”。
最大的事件是学习“九评”。中苏论战期间，林先生对“九评”有不同看法，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分歧是内部矛盾，不应当成敌我矛盾。因为这个思想立场，他被停止工作，下放劳动。后来国家领导人谈到“九评”时说，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人家有错误咱们也有错误。这件事情就一风吹了。可在当时，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学校党委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到系里帮助林先生转变思想，学校报到省里，省里报到中南局，他说思想压力之大可以想见。
再后来就是“文革”。提起“文革”，林先生略有停顿，显然是在调整心绪。他是当年学校中最先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后来又给加了两个头衔，一个是台湾特务，一个是苏修特务，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加上两顶帽子，双料的特务。在大礼堂的一次批斗会上，一位多年的同事加室友高喊：“打倒林加坤”。批斗会后回牛棚的路上，一位校工又指着他呵斥道，这个人就是特务。林先生说，当时的精神压力真是难以形容，可谓伤心至极。
“文革”结束后，高等院校拨乱反正。林先生振作精神，一方面专注于教学和研究业务，参加全国通用教材世界古代史的编写，先后担任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历史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并被评为开封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一方面继续协助组织调查，希望早日澄清所谓的个人“历史问题”，并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1984年10月，学校党委组织部正式做出结论：经过审查，“对林加坤同志的怀疑应予解除”。同时又以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加坤同志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并因此使其受到批判、斗争，是错误的，现予以平反。困扰林先生数十年的政治包袱，终于放了下来。
1985年4月，鉴于林先生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突出的业务能力，学校正式任命他为历史系系主任，接替朱绍侯先生的工作。昨天的“牛鬼蛇神”，转身成为学科领导者。9月，经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胡玉元、教工支部书记阎照祥介绍，林先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政治愿望。10月，经校学衔委员会评审通过，林先生晋升为教授。先生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真正迎来了春天。
回想起当年主持历史系的工作，林先生很是欣慰。他认为历史系的工作基础很好，有老一代教师传下来的优良学风，有前任系领导的整顿和规范，还有班子成员郑永福等人的全力支持。虽然自己没有太多的管理经验，但各项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林先生回忆说，自己主要是参考北京大学的做法，最注重的一项工作是培养青年教师，鼓励青年教师到国外访学进修或报考研究生。当年送到美国访学进修的教师就有六人。其中阎照祥在美国访学很受合作学校的好评，回国后又被邀请到英国担任客座教授，退休后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多部著作。另一位青年教师牛建强，先是以进修名义到吉林大学，后来参加了研究生班，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回校。再如程民生、苗书梅、李玉洁、贾玉英、杨慧清等，都在那个时期先后取得了博士学位。
另一项重点工作是改革课程设置。在林先生的主导下，把历史专业本科生的英语课由一年改为四年，历史文选课由一年变为两年。针对世界史教学的需要，专门开设了专业英语课。同时加强写作训练，过去本科生不写学年论文，新规定要求一年写一篇学年论文，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不少学生毕业时考上研究生，就是与此训练有关。另外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开展校内外各类专业人才的培训，办有全国助教进修班、专科进修班和干部专修班等。
林先生自己也潜心于教学和研究工作，坚守两条准则，一是“教书育人”，二是“古为今用”。他讲课认真严谨，做过示范教学，发表了多篇学术研究和教学参考文章。1979年在史学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评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若干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1983年在校报上刊登文章《世界古代史教学怎样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光明日报》对此作了重点介绍。
1988年9月，林先生从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离职休养。
晚年颐养期间，林先生一直坚持学习和思考，关心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关注时事政治和国际形势。九旬高龄了每天还发朋友圈，用微信与师友分享心得。最近他交给学校一篇文章《党心民心，心心相印，大业必成》，主张进行三大改革：看病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养老不要钱，表达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期望。
两个小时的访谈时间很短，话题却跨越了近百年。
林先生的一生经风历雨，走过几多磨难与波折，但他意志坚强，积极进取，如今谈起过往，顺逆荣辱，已如过眼云烟，云淡风轻。他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是一代读书人的命运写照。他们那代人的学养风范，已成为我们晚辈学子治学与做人的榜样。在此，祝愿林加坤先生和历史系所有健在的前辈先生们，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马小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