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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河大历史情缘】马小泉:访问林加坤先生

作者:   人气:  发表时间:2021年04月23日 23:51

【编者按】2023年,河南大学历史学科将迎来百年华诞,为追述百年历程,讲好历史故事,抒发母系情怀,传递校友心声,特举办“我的河大历史情缘”主题征文活动,来稿请发至邮箱lishidangban@126.com,邮件主题注明“我的河大历史情缘”,并附200字左右个人简介。欢迎海内外师生、校友及长期关心支持学院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踊跃参与,不吝赐稿!


明年河南大学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华诞,学校档案馆发起了访谈老年教师的活动,希望利用数字技术手段,为校史留下一批珍贵的影音资料。借这个机会,我有幸与林加坤先生进行了一次没有任何约束的访谈。恰逢历史系也在筹办建系庆典活动,征集纪念性文章,于是粗粗整理出这段文字,与师友分享。

1975年,我入读河南大学历史系时,“文革”已近尾声,学校的政治活动逐渐减少,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始回归正轨,一批学养深厚的教师重登讲台,同学们有幸在内乱余波之中坐下来学习专业知识。那时为我们授课的有孙作云、黄元起、毛建予、张绍良等老辈学者,还有朱绍侯、胡思庸、韩承文、郭人民、魏千志等中坚学人。

林先生是我们第一学年的任课教师,讲授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研读等课程。后来我毕业留校任教,与林先生有了长期的工作交往,可对他的家庭和生平知之不多。我心目中,林先生就是一位温文尔雅、纯正透明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次访谈,我不仅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也更增添了对先生的敬意。

作者(左)与林加坤先生和林先生的女儿

林先生是福建仙游人,1924年7月出生。今年已九十七岁高龄,而精神健旺目光炯炯,谈起话来思维敏捷,逻辑清晰。

话题由儿时的家庭境况引入。林先生对自己的母亲,深怀殷殷思念之情。他说,母亲本来出身在富裕家庭,却是小姐身子丫头命,因为重男轻女的旧俗,一出生就被送给了一户以务农为生的城市贫民家庭。先生七岁时父亲过世,母亲那年才二十五岁,之后一直靠做手工活抚养他们兄妹三人,生活十分清苦。

林先生说,那时候自己很想读书,并不是有什么大的抱负,更没有服务社会的思想,只是认为读书是一条谋生之路,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他先后在仙游简易师范学校读书四年、仙游普通师范学校读书两年,毕业后在仙游县中山镇中心小学担任校长。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不少青年赴台谋生。林先生毅然辞去教职,经叔父介绍随一位同乡来到台北。先是在某机关谋差,后又相继参与新台湾出版社、成功出版社的业务,并担任经理,出版《新学生》《新儿童》杂志,曾刊登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文章。台湾“二二八”事件后,杂志停办,林先生转而继续求学,1947年8月考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

在台师大学习期间,他阅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解放区传过来的进步书刊,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48年台湾掀起“反饥饿”“反迫害”的“四六”爱国学生运动,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一度包围台北警察总局,当局以清查共产党人为由拘捕一百多名学生。林先生因为是学生自治会成员,被拘捕两个星期,后获保释。彼时学校已经停课,要求学生重新登记,台师大“整顿学风委员会”以“甄审不予合格”为由,将林先生等骨干学生除名。学业中断,生活困顿,先生遂与几位同学相约经基隆返回福建。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际遇,林先生通过叔父的关系进入了仙游游击区,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正式开启了人生的革命之旅。新中国建立后,短时担任乡政府秘书,参加过征粮支前工作。而他始终没有放弃读大学的想法,听说当年参加台湾学生运动返回大陆的学生中有人上了大学,于是他在亲友的资助下来到北京。1950年初,经教育部介绍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习。

入校之后,林先生一方面学习专业知识,一方面积极参加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以擅写通讯报道而在同学中知名。文学院学生会改选时,他被推选为宣传部长,后来又被推选为院学生会主席。入学一年时,林先生正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可惜未能如愿。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仍然努力上进,充满青春活力。

1951年,林先生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不久又当选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会议时学习了刘少奇的报告,他把感想和体会写成《一课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发表在《中国青年》上。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两次有意义的活动,一次是到先农坛,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一次是到中南海,旁听周总理对高等学校教师的报告。从此眼界开阔,社会活动日多。

当年年底,林先生被选派参加“土改”工作,任中南区第十三土改工作团秘书长。在江西于都,他与当地干部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真正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那时山区没有蔬菜,只吃辣椒,他也由此养成爱吃辣椒的习惯。“土改”半年,思想和生活都经受了锻炼。

1952年夏,返回北师大参加毕业分配。林先生回忆说,他在当年的毕业志愿栏中只写了四个字:“服从分配”,表示祖国哪里需要去哪里。当时国家新建平原省,北京八大学院的学生四十多人,一起乘坐首都青年支援新建省的专车,来到平原省省会新乡。分配到大学的只有三个人,两个北师大的,一个北大的,其他人都去了中学。林先生被分配到平原师范学院(今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从此开始了大学教师的生涯。这一年,他二十八岁。

投身新中国的高教事业,是林先生多年的向往。他业务努力,工作积极,活动能力强,虽然不是党员,却被安排做政治辅导员,担任班主任。因为表现突出,一次提工资连升两级,他也从那时开始给母亲寄钱。1955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先生随历史学科调整到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历史系。

林先生说,开封是锻炼知识分子最好的地方,现在的年轻人遇不到这样的机会。这显然是指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政治风雨。

那时“肃反”运动已经开始。在政治至上的年代,台湾的那段经历让林先生遭到无端的怀疑,思想备受煎熬。他说,没有经历过“肃反”的人,不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痛楚。当时或集中审查,或背后审查,审查完再到外地调查。林先生问心无愧,主动向组织提供一百多条线索,希望澄清问题,证明自身的清白。

接着是“整风反右”、“大鸣大放”,鼓励大家发表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林先生受到“特别关照”,允许单独把自己的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后来知道是要“引蛇出洞”抓“牛鬼蛇神”的。当时部分资历较深的中老年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他的资历尚浅,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经受了一次“考验”。

最大的事件是学习“九评”。中苏论战期间,林先生对“九评”有不同看法,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分歧是内部矛盾,不应当成敌我矛盾。因为这个思想立场,他被停止工作,下放劳动。后来国家领导人谈到“九评”时说,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人家有错误咱们也有错误。这件事情就一风吹了。可在当时,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学校党委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到系里帮助林先生转变思想,学校报到省里,省里报到中南局,他说思想压力之大可以想见。

再后来就是“文革”。提起“文革”,林先生略有停顿,显然是在调整心绪。他是当年学校中最先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后来又给加了两个头衔,一个是台湾特务,一个是苏修特务,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加上两顶帽子,双料的特务。在大礼堂的一次批斗会上,一位多年的同事加室友高喊:“打倒林加坤”。批斗会后回牛棚的路上,一位校工又指着他呵斥道,这个人就是特务。林先生说,当时的精神压力真是难以形容,可谓伤心至极。

“文革”结束后,高等院校拨乱反正。林先生振作精神,一方面专注于教学和研究业务,参加全国通用教材世界古代史的编写,先后担任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历史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并被评为开封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一方面继续协助组织调查,希望早日澄清所谓的个人“历史问题”,并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1984年10月,学校党委组织部正式做出结论:经过审查,“对林加坤同志的怀疑应予解除”。同时又以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加坤同志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并因此使其受到批判、斗争,是错误的,现予以平反。困扰林先生数十年的政治包袱,终于放了下来。

1985年4月,鉴于林先生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突出的业务能力,学校正式任命他为历史系系主任,接替朱绍侯先生的工作。昨天的“牛鬼蛇神”,转身成为学科领导者。9月,经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胡玉元、教工支部书记阎照祥介绍,林先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政治愿望。10月,经校学衔委员会评审通过,林先生晋升为教授。先生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真正迎来了春天。

回想起当年主持历史系的工作,林先生很是欣慰。他认为历史系的工作基础很好,有老一代教师传下来的优良学风,有前任系领导的整顿和规范,还有班子成员郑永福等人的全力支持。虽然自己没有太多的管理经验,但各项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林先生回忆说,自己主要是参考北京大学的做法,最注重的一项工作是培养青年教师,鼓励青年教师到国外访学进修或报考研究生。当年送到美国访学进修的教师就有六人。其中阎照祥在美国访学很受合作学校的好评,回国后又被邀请到英国担任客座教授,退休后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多部著作。另一位青年教师牛建强,先是以进修名义到吉林大学,后来参加了研究生班,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回校。再如程民生、苗书梅、李玉洁、贾玉英、杨慧清等,都在那个时期先后取得了博士学位。

另一项重点工作是改革课程设置。在林先生的主导下,把历史专业本科生的英语课由一年改为四年,历史文选课由一年变为两年。针对世界史教学的需要,专门开设了专业英语课。同时加强写作训练,过去本科生不写学年论文,新规定要求一年写一篇学年论文,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不少学生毕业时考上研究生,就是与此训练有关。另外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开展校内外各类专业人才的培训,办有全国助教进修班、专科进修班和干部专修班等。

林先生自己也潜心于教学和研究工作,坚守两条准则,一是“教书育人”,二是“古为今用”。他讲课认真严谨,做过示范教学,发表了多篇学术研究和教学参考文章。1979年在史学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评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若干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1983年在校报上刊登文章《世界古代史教学怎样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光明日报》对此作了重点介绍。

1988年9月,林先生从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离职休养。

晚年颐养期间,林先生一直坚持学习和思考,关心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关注时事政治和国际形势。九旬高龄了每天还发朋友圈,用微信与师友分享心得。最近他交给学校一篇文章《党心民心,心心相印,大业必成》,主张进行三大改革:看病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养老不要钱,表达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期望。

两个小时的访谈时间很短,话题却跨越了近百年。

林先生的一生经风历雨,走过几多磨难与波折,但他意志坚强,积极进取,如今谈起过往,顺逆荣辱,已如过眼云烟,云淡风轻。他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是一代读书人的命运写照。他们那代人的学养风范,已成为我们晚辈学子治学与做人的榜样。在此,祝愿林加坤先生和历史系所有健在的前辈先生们,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马小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