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河南大学历史学科将迎来百年华诞，为追述百年历程，讲好历史故事，抒发母系情怀，传递校友心声，特举办“我的河大历史情缘”主题征文活动，来稿请发至邮箱lishidangban@126.com，邮件主题注明“我的河大历史情缘”，并附200字左右个人简介。欢迎海内外师生、校友及长期关心支持学院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踊跃参与，不吝赐稿！
我1979年9月到河南大学读研究生，1982年6月毕业留河大历史系任教，1991年调离河大，其间度过了13个年头。我常对人说，我的根在河大，河南大学历史系是我的精神家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那里，我得到了许多像朱先生那样的前辈、老师的关爱与培养，初步摸到治史门径，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和令人难以割舍的情节。
谈起尊敬的朱先生，我自然有很多的话想说。这不仅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年先生的助手，期间和先生来往较多，更主要的是我自入河大求学起，就在多方面得到先生的关怀、提携与帮助，直至今天。
先生在我的心目中，首先是一位忠厚长者。先生对后学的提携，不遗余力，细致入微。我1963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1965年参加“四清”工作队，去山西参加近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8年毕业分配到大庆油田当工人，“文革”前后耽误了十几年，读研究生时已经35岁。入学后，因为我入学考试英语仅得了39.5分，四舍五入才算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分数线，一位同寝室的师弟曾笑话我是个“准研究生”，我着实有点自卑。先生系东北人，而我大学毕业后在东北工作了十一年，自认是半个老乡，说话时透着亲切感，自然也就随意些。一次在闲聊时，我向先生流露出这种自卑情绪。时任历史系副主任的朱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说“耽误”，谁没“耽误”？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拔白旗”、“四清”、“文化大革命”，“耽误”得还少吗？关键是从现在做起，抓紧时间，持之以恒地努力去做。先生的话虽然不多，但对我的激励作用非常大。读研三年，我几乎每天看书到半夜一点，星期天也不休息。2013年秋在开封见到先生，我对先生说：我记住了您当初的教诲，一直在努力，不敢偷懒。先生笑了，表示满意。
先生对我的关心，许多是我事后才悟到的。1981年底，读研究生期间，我正在胡南长沙开学术讨论会。忽然接到系里转来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大庆油田搬家。原来系里已经决定调我妻子吕美颐来河大历史系任教。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原来朱先生及系里其它领导，已经暗地里做了许多工作，办好了一切商调手续，而我因研究生未毕业，此前从来也没有向系领导透露过这尽乎奢望的想法。更令人感动的是，先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此事操作过程“表功”。“爱才如命”，有的人说了，未必做，或未必尽力去做。朱先生口头上没说，却下大气力做了，而且做了也不说，尤其令人钦佩——虽然我也真算不上什么个人才，当时只是个在读的研究生而已。
1982年研究生毕业，我的派遣证上写的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我和导师胡思庸先生一起来到朱先生家，明确向朱先生表示，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河大历史系！我说，校系领导和老师对我这么好，我要走，那还是人吗!
留校后，朱先生处处关心我。1985年，组织上任命我为历史系副主任。胡先生对我说，你是当老师的，如果有了行政职务就荒废了学业，将来“狗屁不是”。朱先生则对我语重心长地说，承担了部分行政工作，肯定会占去不少时间，只能是更加勤奋。先生以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没有好办法，就是晚上少睡点觉，周六周日、节假日，当作“黄金”时间，抽出一大部分时间看书，思考，写作。我把两位先生的话当做“箴言”，在长达六年的兼任行政职务期间，不敢须臾忘却。
1987年，时已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有年的朱先生又兼任历史系主任，按组织安排，在朱先生领导下我以副系主任名义主持历史系日常工作。以我德我能，担任这么重的任务，心中惴惴不安，生怕干不好。先生看出了我的心事，两次对我说：“永福，不要怕，大胆工作。干好了是你们的成绩，出了差错你就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让你们这样做的。”听了这句话，我几乎流出了眼泪。先生忠厚长者的风范，在我的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有朱先生的支持和宽容，在系行政工作中，我和同为副主任的马小泉同志、龚留柱同志齐心协力，很少患得患失。
此后数年，作为助手，与先生的合作非常愉快。说是“合作”，那真是“大言不惭”，实际上是先生带着我及留柱、小泉等同志一步步前行，有批评，极少，更多的是循循善诱，指导鼓励。比如先生说，科研能力强的又潜心研究的，你不让他搞研究他也照样做。讲课负责任又讲得好受学生欢迎的，他自然会珍惜自己的声誉，不用你多说。系里的工作总体思路是“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不是说无所作为，是有所不为，是无为而无不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想办法为老师们创造点条件，让他们更安心教书，安心做研究。不要今天一个“点子”，明天一个“章程”，弄得人家心里烦烦的。如今看来，先生的这一“施政方针”，不就是后来党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倡的“不折腾”吗？
先生爱惜人才，从另一件事也可以反映出来。一位本科毕业生，当年考上海一所高校的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因分数未达到该校要求，不能录取。一天，我知悉此事，便向先生做了汇报。先生问，他的成绩达到咱学校的要求了吗？我说，达到了，但两校考试科目不一样，怕不好办。先生说，你把学生找来，我们尽量想办法录取到咱们系。当时该生已经整理好了行李，到相国寺去玩了，准备从相国寺回来后即返回老家安阳找工作。我派学生找回该生，面见先生，经过朱先生的斡旋，该生终于被河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录取了。如今该生已经成了河大历史文化学院的骨干，想他一定会永远铭记朱先生的恩德。
先生廉洁奉公，决不以权谋私，历史系尽人皆知，不用我多说。有件小事一直记在我心里。一次省里主管部门两位同志来系检查工作，我向先生汇报说，这两位同志一直对我系多有帮助，是不是略表心意。先生沉思片刻，说，好吧，但不能从系里公款出钱。这样吧，我有点科研项目费，其中有一项支出是请人抄稿劳务费，你们可以此名义从我的经费中支出一百元。于是我们用这一百元，给那位领导同志买了一条“良友”牌香烟，给另一位年青同志买了几袋奶粉。这种作法合适不合适，姑且不论，先生“安分守己”（忠于职守，严守做人的底线）的为人处事，让人印象深刻，也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在河大历史系与朱先生相处的日子里，由于我的鲁莽和幼稚，有些事做得不一定妥当，有时还使先生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在当时的背景下可能会给先生带来负面影响，但先生从来没怪罪我，埋怨我，这使我至今还心存感激，同时也为此深感不安。
1991年夏，我正式调到郑州大学。因郑大方面我的住房一时尚未安置好，我还没有搬家。一天，中午，有人敲门，我和吕美颐开门一看，是朱先生。先生满头大汗，气喘嘘嘘，口中连说，不好了，不好了。进屋喘了几口气先生才说出了原委。原来，当年我儿子考大学，分数还可以。但他报考的北京某大学前来招生的人拿走档案后，过了三天又退档了，理由是视力不合他们学校临时规定的体检标准。这一下不要紧，耽搁了三天，错过了郑州大学招生时间，郑州大学录取也有困难。郑州大学历史系在辉县百泉招生的史建群同志（先生弟子，时任郑州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急忙打电话到朱先生家里（那时系里只有先生家有电话），让朱先生转告我此事。从河大南门外家属院，走到我居住的苹果园教师公寓，这么长的距离，大夏天，晴天，中午，六十四五岁的朱先生，为了我孩子的事竟然跑到我家——当时我家住五楼，没有电梯，其情其景，怎能不令人感动！其实先生完全可以找个人到我家来通知我的。但先生认为事关重大，一定要亲自告诉我。好在后来事情有惊无险，因孩子高考分数超过了郑州大学计算机系的录取线，补录到了郑州大学。我，吕美颐，我的孩子，衷心感谢朱先生。
1991年我调离河南大学后，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一次河南省史学会理事会在某地召开，有位与会头头借机“讨伐”我，找了个借口欲将我从学会理事候选人中除名，又是朱先生和高敏先生仗义执言，保留了我的候选人资格。当然，这件事我当时并不在场，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别人告诉我的。朱先生也从未和我谈及此事。
朱先生对我们的关爱、鼓励、保护，我和吕美颐心中有数，不敢忘恩负义。为数不多的两三次与朱先生一同参加学术会议（如陈星聚学术研讨会、官渡之战与中原文化研讨会等），我们毕恭毕敬执弟子礼，予以可能的关照。2013年在开封开会，我将近几年和吕美颐出版的三本书送给与会的朱先生和魏千志老师。朱先生动情地说：“要是胡（思庸）先生能看到你们这些成果，该多么高兴啊！”沉默片刻，又似开玩笑似认真地说：“要是当年我还当系主任，就不会让你们走，因为我要有人给我干事呀！”接着又是沉默。浓浓的师生之情，一切均在不言中。
【作者简介】郑永福，男，1944年11月生，北京市人。1957年9月至1963年6月在北京市第十中学读书，1963年9月至1968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1968年12月至1979年8月在大庆油田先后任钳工、中学教师。1979年9月至1982年7月在河南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专业中国近代史。1982年7月至1991年6月，在河南大学历史系任教师。1991年8月至2014年11月在郑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师。期间，2003-2004、2005-2006年曾任韩国庆星大学客座教授两年。2014年11月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