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4 月 13 日，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月刊》编辑部共同组织的“同道中原：多元视角下制度变迁与知识生产”青年学者工作坊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历史文化学院三楼报告厅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西书局、中华书局、澎湃新闻等高校、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列席参会，围绕“制度变迁”、“学术出版与学术选题”、“知识生产、书写与传播”三个主题进行讨论。

会议开幕式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祁琛云教授、副院长胡浩教授分别致辞。祁琛云对各位专家学者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与诚挚感谢，表示工作坊的举办为青年历史学者搭建了一个深入交流、互鉴共通的学术交流平台，对推进学术成果共享、实现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史文化学院将开展更多的此类学术工作坊，助其发展为具有高质量的校际青年人才互动联合平台，同时欢迎各位专家进入河南大学本科生课堂进行授课，在交流中强化学院的学科建设，以“工作坊”为契机，深入探索高素质青年人才的交流机制。胡浩表示学术讲座的常态化体现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研究的生机与活力，本次工作坊与会的各种专家有来自高校、科研机构，也有来自出版机构的，既有历史学方向，也有考古学和古典文学方向的，且关注的研究断代不尽相同，其最朴素的愿望即在于打通断代史研究的局限，聚焦具体问题的多维度、多视域探索，促进形成以优秀青年学者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引领历史学前沿研究。

此次工作坊上半场为制度史专场，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年教师朱旭亮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聂溦萌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注文书与礼典编纂为切入点，指出尚书与太常是参与礼仪事务的两个最主要机构，同时分析了该时期礼制的机构与运作流程，进而对于思考儒家的“礼”如何渗入、植根于国家行政运作体制中提出独到见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啸以考订史料为基础，通过对隋代尚书省性质的转变问题、隋代尚书省与九寺的关系问题、隋代门下内史两省的职权与地位、唐代前期的三省问题以及“三省制”学说由来等问题的探讨，认为隋代尚书省在政府机构中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制度上并不存在三省的制衡与分权，但皇权的强势迫使三省权力平衡。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古丽巍讨论了北宋元丰改“二府”体制为“三省--枢密院”体制的过程,指出元丰五年对尚书省结构、职能及运行机制有了更全面的规范,其中都省覈治省事,由于长官的特殊性，成为决策与执行的枢纽，新制以尚书都省为首脑,由下到上“重塑”了国家行政体制。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洪丽珠认为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对于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报告剖析并反思了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的成果,认为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健以同光之际盛宣怀家族对于漕粮的包办为例证，指出晚清漕运体系是非市场的体制，但又与市场产生复杂的关联，从微观来看，州县层面的漕运体系呈现出市场化趋向；从宏观来看，国家层面的漕运以供奉为外壳，呈现多样化趋势，同时也反映出政府中心转向追求国家富强的趋势。

工作坊中场为学术出版专场，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年教师陈锴主持。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副主任胡珂指出历史编辑室以传世文献与古籍的整理为特色，认为历史书籍和文献的出版，要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史实考证、史料甄别、研究方法，都需要逐一考虑，确保其思想性和历史性，表示将来会继续充分发扬中华书局优势，大力开拓学术出版新气象，并希望书局与河南大学进行深度合作。中华书局学术著作出版中心责编孟庆媛再次强调中华书局古籍整理的优势，指出近年来古籍整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在座师生分享古籍整理的心得体会，明确提出近年来古籍文献出版要依据学术指导和依托优秀古籍影印专题文献，不断发掘和激发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和领域，形成良性的互动，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同时也表达出书局以服务学术界、服务读者的目的，要与学术界密切保持思想上的联系。中西书局副总编辑李碧妍详细地介绍了中西书局的发展历史，分享自己从事编辑出版事业的心得体会，指出当前书局工作方向和出版书籍的重心任务，认为书籍的出版应当实现学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平衡，应当重视跨学术体系的趋向，并向在场各位师生介绍了即将出版的新书目，希望得到大家广泛支持。澎湃新闻资深媒体人黄晓峰从新闻媒体界视角，强调媒体应当加强对学术界的关注，融合多种学科优势，发挥学科专长，以最新学术方向为导向，加大学术研究成果传播力度，打造新综合性新闻学术行业，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传播导向。

工作坊下半场为知识史专场，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年教师王姣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晓伟指出，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这一著名的“二元政治”理论根源于《辽史·百官志》分设“北面”和“南面”两大官僚体系，但通过破解《百官志》北面“契丹南枢密院”、南面“汉儿枢密院”两条目重出之迷，发现“南北面官制”说的根基并不牢固，“行国政治”主题之下，辽朝兼有“城国”，官制蕃汉杂用，统治结构呈多元化，部族、州县各有归属者，全国统设财赋路和军事路，乃自成体系，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系统及官僚架构并非南北二元模式，而是相互交错复合成一体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熊钿将视角转向中古相牛的学术源流与技术实践问题，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相牛术的重视程度不及相狗术与相马术乃因留存资料的不平衡导致，通过勾连有限史料可看出中古时流行的相牛术是甯戚《相牛经》的具体实践；从正史书志保守判断，至迟宋代以后，传统相牛术的文本和技术均不传，明清两代的相牛术已与中古时期明显不同，以相牛术作为研究切面，能够展现知识传播、文本亡佚、知识性质变化的多重面相，丰富了中古知识社会的历史图景。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认为元明戏曲存在一种江湖骗子型道士形象，晚明汪廷讷改编邓志谟小说《飞剑记》,将道士黄若谷改写为《长生记》传奇中的“王道士”，此折散出，被梨园伶人改编为折子戏，频频见于民间班社、家庭戏班与清宫内廷演剧，王道士逐渐成为无能道士的通用代名，构成了曹雪芹塑造《红楼梦》王道士形象的文化语境，王道士的代名化进程，具有俗文学的多文体互动特征，是戏曲发展至折子戏时代的标志性文学现象，反映了批判世俗化宗教的社会文化心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指出19世纪霍乱在世界范围内有7次大流行，而其在中国、日本、朝鲜的流行时间却并不与之一致，其在辨析传统文献资料涉及的霍乱病名的基础上，分析病源地周边的递减趋势，探索霍乱传播的路径，认为19世纪早期，东亚霍乱流行均是由中国传入日本和朝鲜，中国的检疫制度、消毒理念、现代医学接受都比日本和朝鲜发展得更早，但1870年后，三国的现代化进程轨迹逆转，朝鲜一贯缓慢，而中国则渐渐落后于日本。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青通过考察清季民初甲午阵亡将领官修史传的诸多稿本，厘清了这些战事的官方历史叙事在与政治过程密切绾结的制度机制中形成的具体过程，讨论这些生成于国家军政事务过程的史传文本，随着晚清民初的政经变动而发生的各种变化，指出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叙述与战事的发展相伴而生，并绕织于中国修史形式萌发重大转折之际，逐渐汇入到近代知识生发机制转型的历史脉络中，从而揭示官修史与帝国文书行政之间绾结、解纽及逐渐向下开放的历史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温海清在闭幕式中致辞，他对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提供学术交流平台表示感谢，指出工作坊以“制度史”和“知识史”为主题，照应了当前历史学界备受关注的两大研究领域，显示出本次学术活动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制度史探究气象宏大，知识史阐释具体而微，都从新的视角拓宽了制度史和知识史的研究思路。同时，他对中华书局与中西书局在文献发掘、书籍出版和学术传播领域内的贡献高度赞扬，强调历史学人要有一颗求真之心，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重视各个面向彼此之间的流通与整合，将具体研究与宏观历史脉络相结合。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耿元骊教授进行总结，他在回顾本次工作坊筹办历程的基础上，极大地肯定了本次学术活动的重要意义，倡导当前史学研究要加强不同领域间的交流互动，充分挖掘史学信息，关注学术动态。他强调，历史研究要有贯通意识，构建完整的知识结构，本次会议不仅实现了充分地学术交流，也极大地为在座师生拓宽了学术视野提，在提升学术创造力、扎实推进学术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历史学研究旨在挖掘还原真实的历史，关照思想性和时代性，用多元化视角与多样化方法拓宽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本次工作坊以多元视角下的制度变迁和知识生产为主题，贴合学术前沿“大问题”，将激发更多相关学术课题的研讨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