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麟,1922年生,辽宁大连人,日本历史研究资深学者。早年留学日本,1950年参加工作,曾任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委员、开封市委副主委,开封市政协委员,先后在东北人民政府文委翻译处、教育部、高教部、河南大学历史系工作,长期从事历史教材编辑与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迎来恢复性增长期。作为《日本学刊》的前身《日本问题》正诞生于这一时期。彼时,各刊物大都有一批功力深厚的学者,办刊水平普遍较高。尽管文章篇幅偏短,来稿亦限于研究机构,但编者和作者均秉承“学术,天下之公器”的精神,在学术期刊这片沃土上精耕细作,“不为稻粱谋,不作名利求”。
《日本学刊》历史上首位审读专家
作为编辑出版链条的中心一环,学术期刊的审稿制度应该说在当时受到各个编辑部的普遍重视。它的具体工作包括期刊出版前的审稿和出版后的审读、阅评等流程,是论文和期刊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如今,审稿制度伴随时代向前发展,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前后,中国学术期刊全面引入“同行评议”的双向匿名审稿制,加强了对审读工作的组织领导,主管机关普遍建立了审读制度和专家团队,有效保证和提升了学术期刊的质量。以此而论,在审稿制度中引入外部评议、聘请审读专家,《日本学刊》可以说是首开先河。
“《日本学刊》是研究日本的重要学术期刊,我很喜欢这个刊物,感觉在同类刊物中是做得最认真的。以前是《日本问题》,再往前还有《日本问题资料》……”王继麟谈到,他是《日本学刊》的一名忠实读者,每次刊物出版后都会仔细阅读期刊内容并向编辑部反馈意见。最初,这位河南大学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只是作为读者不时会给编辑部来信,指出刊物中的错误和应改进之处。也就是在那时,编辑部和王继麟建立了密切联系。王继麟谈到,自己66岁退休以后还希望做一点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正式成为《日本学刊》的审读专家。
王继麟认为,作为审稿者,肩负的责任重大。编辑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出现错误在所难免,但要区分偶尔疏忽还是系统性错误。有些编辑部没有注意到的系统性普遍问题,就需要审读者给予重视。提出意见时,也要有据可循,尤其是日本历史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有关名词、术语、全篇乃至全刊统一体例格式问题,王继麟也会在日常审读中一一提出,循循善诱地指导编辑工作,督促编辑提高水平和素养。
日本研究的立场
1963年末,毛泽东发出“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批示,日本研究随之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规模性研究渐起。河南大学也在历史系成立了日本史研究室,后扩建为日本研究所,王继麟担任副所长。
王继麟认为,日本做研究通常细致入微,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则有“一般化”现象。“日本研究要踏踏实实地进行,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日本这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非得研究而且必须好好研究它不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就是‘大陆政策’,目标对着我们,侵略、欺压中国。所以,我们对日本的历史应该很好地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当然应该研究,但对它的历史,要搞得更明白些”,王继麟谈到。可以看到的是,无论在学科建设、学术成果还是人才培养方面,日本史研究走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前列,这与前行者们的先驱性探索和奠基密不可分。
中日关系这些年起起伏伏,日本研究该何去何从?谈到这个问题,王继麟说:“对于日本研究,我希望更深入一步,搞得更扎实一些。‘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做学问,非下苦功夫不可!”他还谦虚地说,研究日本史,他的基本办法就是查阅相关资料,一切从史实出发。“研究日本,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指导,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王继麟的话掷地有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治学模范,王继麟渊博的学识、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前总编辑、编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林昶